2010年7月31日，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吴建民接受致敬。理由是：无论他身为大使、外交学院院长，还是国际展览局主席，他都以儒雅、平和的个人魅力，展示了与世界进行正常交流的中国风范。（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我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因为对外说话要有口径，但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说话。吴建民是少有的职业外交官里头按常识说话、按人情说话的人。”

“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者是自己，中华民族不怕多灾多难，就怕自己头脑发昏。” 吴建民最后一次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说。

2016年6月18日凌晨4点，原中国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因交通事故不幸离世。去世那天，77岁的他刚从北京飞到武汉，准备参加由武汉大学举办的“中小企业领军人才培训班”活动。
吴建民搞了一辈子外交，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领导人做过翻译，是新中国第一批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他还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中国驻法大使和外交学院院长等职。
吴建民名满天下是在他退休之后。他有着务实、理性的外交理念，而且他积极著书立说、四处演讲发言来宣扬自己的观点，这使得他常被人称为“鸽派”。此外，吴建民为人谦和，谈吐不凡，一举一动颇有大国儒者风范，是中国外交家的杰出代表。
吴建民的突然离世，引发学术界、媒体圈、外交界以及民间的大规模缅怀和哀悼。与此同时，他的去世也在公共舆论场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外交该“软”还是“硬”的激烈争锋：有人敬重他是中国最有风度、最儒雅的外交家之一；有人则骂他是汉奸、卖国贼、软骨头。
吴建民去世了，却留给后人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

给领导人做翻译

按照计划，由吴建民主编的首部《中国民间外交发展报告（2016）》，将于6月19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发布会。吴建民的突然离世，让报告的组织方共识网临时决定，发布会改为吴建民的追思会。
在追思会上，著名美国问题专家资中筠说，她收到吴建民去世的消息时“特别震惊”，虽然今年已经86岁高龄，但是她“一定要来”。
“我很少见到职业外交官不打官腔，因为对外说话要有口径，但是他们形成了一种习惯，跟中国人说话也按口径说话。”资中筠在追思会上说，“吴建民是少有的职业外交官里头按常识说话、按人情说话的人。”
1939年，吴建民出生于重庆市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吴保生是国民政府外交部的一名驾驶员，母亲是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由于父亲曾驻外两年为中国公使开车，他便给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吴建民的大哥）起名为“卡尔”（即英语汽车“car”的音译）。吴建民出生后，大哥升格为“大卡”，他被唤作“二卡”。
在回忆童年生活时，吴建民曾说，母亲给了他最朴素的外交启蒙，教导他：讲道理可以说服人，可以平息事端；平日积累的良好关系，会在解决冲突、引发争议时让人受益匪浅。
从小学习成绩不错的吴建民，梦想报考北大物理系，却因班主任的一句话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学院，被分配到了法文班。
吴建民说，大学时代对他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培训了他每天锻炼身体的习惯。他去世后，他的很多学生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都说：“吴院长经常鼓励我们要多锻炼，要坚持锻炼。”
吴建民的学生、外交学院副教授任远喆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去年我们曾一起去日本开会，开完会吴老师就来敲我的门，让我和他一起去锻炼。我们在早稻田那里的山上走了两个多小时，他边走边和我讨论当天的会议，也向我指出了当天发言的不足，包括下一步如何发展，应该从哪方面着手努力。”
1959年，刚满20岁的吴建民大学毕业后进入外交部做翻译，一做就是10年。在《吴建民谈外交》一书中，吴建民曾回忆，“最初做翻译的三四年是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其间学了不少东西，挨过批评，长了教训。那时，除了本职工作外，翻译还要做很多其他事：办签证、点菜、端盘子、泡茶、倒水等等。”
资中筠在吴建民的追思会上，也回忆起她第一次见到吴建民时的场景：“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场国际会议上，他那时初出茅庐，比我晚一轮，我们叫他小吴。那时候有工、青、妇、和四大组织，他在青（青年联盟）我在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的法文很好，后来知道他英文也很不错。”
1965年，26岁的吴建民第一次为毛泽东做翻译。当时，毛泽东接见刚果总统马桑巴-代巴夫人。吴建民后来回忆说，“那时我还年轻，只有26岁，又是第一次给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最高领袖当翻译，内心一个劲儿地念叨：不要太激动，要镇静，要好好翻译。但当毛主席出现在会见厅时，我还是感觉很激动、紧张，心怦怦直跳。”
2016年4月，吴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毛主席、周总理开创的中国外交，非常注重平等待人。我们在历史上受了一百多年的凌辱，现在虽然中国强大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平等待人，还是要谦虚，谦虚就是不要飞扬跋扈。”

25年驻外经历

作为一名职业外交官，吴建民有25年的驻外经历。他曾说过：“1971年跟随中国代表团重返联合国，是我外交生涯中最珍贵的一页。”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后，吴建民与夫人施燕华作为第一批新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飞往巴黎工作，分别担任法语与英语译员。
他在生前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曾回忆在联合国工作的那段时光：“那时我还是个小萝卜头，时间很快，四十多年过去了。”
吴建民生前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联合国第6届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出席，那一次的讨论建立了国际经济新秩序。我当时在现场，从整个会议的筹备到开始的全过程，我在一线有深刻的体会，第一次观看讨论国际秩序的会议，并且这次会议是由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小平同志发表了非常重要的讲话。”
在联合国工作的13年间，吴建民从翻译做起，后来成为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
联合国被吴建民称为“外交官的大学堂”。一位曾与吴大使有过多次交流的高中历史教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大使曾对他说，“你们要讲好历史，要把历史脉络理清楚，可以推荐学生读一读《联合国宪章》。”
联合国那段工作经历对吴建民影响至深，他曾说，“联合国教给我跳出本国看世界；联合国使我有机会同全球最好的外交官打交道；联合国教我如何把握世界的脉搏；联合国让我看到了全球的顶级外交。”
吴建民一生担任过很多职务，但被人称呼最多的还是：吴大使。吴建民在欧洲曾担任9年大使，驻荷兰、驻联合国特命全权大使，还有中国驻法国大使。
在得知吴建民去世的消息后，法国驻华大使顾山悼念他说：法兰西人民失去了一位知晓法国并为中法关系做出巨大贡献的伟大朋友。
一如顾山所说，吴建民当法国大使那几年，平均每年在法国各处要做五十多场报告，他会抓住一切采访、演讲、出席重大活动和宴请的机会，让法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
“吴建民在1998至2003年担任中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主要任务是争取欧盟解除对中国实施的武器禁运。”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在英国《金融时报》撰文说，2004年，来自美国的压力意味着这方面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不过，“这个挫折并没有给吴建民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采取的平衡、开放心态的思维带来负面影响”。
在法国当大使期间，吴建民有一个“癖好”曾成为外交界的趣闻，就是他要亲自“挑厨师”。“我驻外当大使，干部是领导分配的，我一般不挑，但是厨师我得挑。”吴建民说过：“好厨师是大使的秘密武器。”
因为有位好厨师，能做一手地道的中国菜，吴建民在驻法大使任上，曾经请到法国总统夫妇来他的官邸吃了一顿饭。吴建民说：“中国人和法国人走到一起，谈起吃，可以谈得没完没了。”
在他的努力下，中国在西方的第一个文化中心设立在了法国巴黎。他就此推动创立“中法文化年活动”，并且让埃菲尔铁搭披上了“中国红”。
他离任前，法国总统希拉克亲自为他授予“大将军级”勋章。希拉克在给他授勋时还风趣地对吴建民夫人说：“大使夫人，可惜这枚勋章不能分成两半，但我要强调，这枚勋章也有您的一半。”
“在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的很多人，不管是新人还是老人，吴大使与施大使这对外交伉俪，一直是我们的典范。”一位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现任外交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他们非常恩爱，施大使之前本来可以到另外一个国家做大使，但她牺牲了做大使的机会，把大使夫人要做的事料理得特别好。她是一位既当过大使，又当过大使夫人的杰出女性。”

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在武汉遇车祸去世。（视觉中国/图）

学生眼里的吴院长

卸任驻法大使职位后，吴建民的外交官生涯画上了句号。然而，2003年，64岁的他却又出任外交学院院长。
“老院长为我们外交学院的发展倾注了很多心血。他曾说，校长就是要为学生、学校多做贡献。我们现在脚踩的这片地（指外交学院沙河校区），是他最早提出建设的。”吴建民的学生、外交学院讲师冯继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建民当院长后，提高了外交学院教师的津贴。他在任的5年间，外交学院的知名度也飞速提高。以前很多人都只知道展览路加油站，并不知道外交学院。”
对于老院长离世，外交学院师生第一时间表达了缅怀之情。6月18日，吴建民去世当晚，在外交学院沙河校区，学生们自发组织了追思会。现场有近500名学生，除了有很多他以前的学生之外，很多大一和大二的新生也来了。
外交学院副教授任远喆记得，吴建民任院长期间，身体力行推动外交课程发展，“外交学院有两门非常经典的课程：交流学和外交案例课，就是他开创的。他当院长期间，还请了老外交官，包括大使和参赞来给我们上课。”
凭借多年积累的人脉关系，吴建民在任院长期间，还为学生们请来了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前国新办主任赵启正等各界知名人士。
一位学生会的林同学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退休后，老院长每个学期都会来学校做讲座，他很支持学生组织的各种活动，只要邀请他，有时间他一定都会参加。”
“对于很多他的学生来说，他不仅是一位严师，有时更是一位慈爱的父亲。”冯继承对南方周末回忆，当年她在读博时，曾有去以色列学习的机会，“但是我很纠结，我希望早日能完成学业，他说这个机会很难得，中东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地方，如果你能了解这个复杂的地方，其它的复杂问题就不在话下了。他支持我去以色列访学，说哪怕你去那里可能会延迟毕业，他觉得都值得。”
冯继承后来听从吴建民的意见，决定去以色列。在走之前，吴建民将自己认识的以色列和中东的学者都介绍给她，并留了他们的联系方式，也给他们发了邮件，“包括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他认识的外交家的联系方式也留给我了。”
冯继承哽咽着说：“他会站得很远指导你，只要能够为你提供帮助，他都会无私地把资源提供给你。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成长得更好，有更强的能力。”

“中国的最大挑战者是自己”

2009年，70岁的吴建民正式退休了。
提到退休后生活，今年4月，吴建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我觉得我搞了一辈子外交，第一要对世界继续观察，继续思考这个世界；第二照顾我的夫人；第三，有些地方需要我讲一讲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去大学讲课，还有接受一些记者的采访，另外也出席一些国际会议。国际上对中国很感兴趣，外交部也很支持我出去讲一讲中国人的看法，因为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声音还是比较弱的。”
退休之后的吴建民，还致力于推动民间外交。共识网总裁周志兴在吴建民的追思会上说：吴大使曾建议请一个叫陈于化的人来参加民间外交座谈会。陈于化曾经想把他种的月季花和做的瓷器送到联合国展览，让吴大使帮他，但是后来失败了。开始周志兴觉得，这个场合让陈于化来不太合适，但是吴建民认为种月季花、做陶瓷，然后送到联合国，就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坚持要请他来。
曾经为吴建民编辑出版过两本书的中信出版社经管社社长朱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吴建民留给她的印象是非常勤奋、宽容，同时也非常谦和、低调和朴素。“他从不把自己当做老人，积极地支持和参与我们的活动，有时他来参加活动没有秘书，一个人拎着一个电脑包就来了。”朱虹说。
吴建民搞了一辈子外交，其外交思想核心可以概括为“三要，三不要”。也即，要和平，要发展，要合作；不扩张，不称霸，不结盟。简而言之，吴建民始终坚持中国应该继续执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方针，和平、发展是主流，他反对所有违背时代主题的言论和行动，这也是他一直坚持和为之抗争的出发点。
在6月19日举行的吴建民追思会上，有数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今年已94岁的著名学者何方，让自己的妻子宋以敏代为转达他的哀思：“最近看到关于他的一些争论，恍然觉得回到我当年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候大家对我的争论。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吴建民同志有很多共同的看法。他是很难得的，坚持理性地看待这个世界的人。”
许多人认为，吴建民近些年引起广泛争议的话语，在大方向上与中国的大政方针并没有任何抵触之处，在内容上也多是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几十年的内政外交所验证的常识。
“如果吴先生只是在小圈子里讲这些话，几乎不会引起任何的波澜。然而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当一位资深的外交官在今天的社会里讲出这样的常识，居然会引起如此大的争议？”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吴大使敢说真话的个性之外，其实也有中国社会变化、阶层分化的深层次原因。”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殷罡教授说：“如果吴大使是‘鸽派’，什么是‘鹰派’？在天上飞，实在不行就抓鸟，饿急了就抓老鼠，他们只是在自己的地盘强，实际上是弱。什么是鸽子？鸽子能够传递信息，它能飞上千公里，所以如果说吴大使是一位鸽派的话，他确实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吴建民生前曾接受过南方周末记者多次专访，他还是2010年南方周末“中国梦·践行者”的被致敬者之一。2016年4月，借由吴建民新书《如何做大国》出版的机会，南方周末记者最后一次采访了他。
4月16日，下午3点，北京的天气突然炎热起来。在一个布置简单的办公室中，吴建民笑容可掬，谦和有礼。在正式开始采访前，他很亲切地问：这本书（《如何做大国》）读起来感觉怎样？有收获吗？
在采访中，这位年过七旬的外交家思维敏捷，侃侃而谈。他说：“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者是自己，中华民族不怕多灾多难，就怕自己头脑发昏。”采访的最后，南方周末记者委婉地提出了一直很想问的问题，您怎么看待和您意见不同的人？
“中国在国际社会的总体反映是积极的，但是也有一些负面的评论。把这种现象放在全球大反思的背景下来看，我们就会有一种平常心。”吴建民说，“今天的世界正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既是百家争鸣，当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意见，包括我的、你的、他的。”